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感言：中国的数字金融很可能是一个事关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

文 |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 | 米粟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曾认为，中国的数字金融很可能是一个事关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因为从世界历史来看，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最根本决定因素并不是军事力量，而是金融竞争力，关键要看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能力动员大量资金做大事情。

在历史上，金融确实曾经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学界经常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和其他很多创新，但工业革命却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2018年我和北大的几位教授一起随当时的校长林建华教授到英国牛津参加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海外庆典活动，对这个问题有新的感悟。代表团里有一位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给大家介绍《大宪章》签订的前因后果。

简单说来，就是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和贵族们打仗失败了，贵族们就要求国王在泰晤士河畔签署了《大宪章》，其中的一个重要条款是“不经贵族会议同意，国王不能增加税收”。

一些金融史学家认为，《大宪章》是历史上英国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因为如果国王或者朝廷想干什么事情，不能随便征税，就只能通过金融市场解决资金问题。英格兰银行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央行，其建立的初衷既不是为了制定货币政策，也不是为了维持金融稳定，而是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去买国债。

事实上，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几十年，蒸汽机的技术早就成熟了，但必须等待金融革命来催生工业革命。如果没有大量、廉价的资金，再好的技术也无法转化成为产业。我认为这起码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但中国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发展，确实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第三方支付和网络贷款等方面可以说遥遥领先。这个领先地位来之不易，有专家说中国是弯道超车，抓住了一个新行业发展的历史机遇，也有很多专家说中国只是暂时领先，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金融科技业务模式还是非常先进的。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推特账户上做了一个调查：五年后最可能的支付午餐费方式会是现金、数字货币、手机还是银行卡？我所看到的结果是，多数人不看好现金与银行卡，有31%的人说手机，但54%的人选了数字货币。因此，中国的数字金融能否持续领先，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视角看，今天中国的数字金融确实可能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但它能否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还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当前数字金融的发展前景。聚焦到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为什么数字金融在今天的中国忽然变得很重要？

第二，数字金融到底解决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第三，未来数字金融可能会变成什么样？

为什么数字金融变得越来越重要

很多人会注意到，在过去六七年里，我们经常能听到两种抱怨：一个是“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另一个是“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对此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核心在于金融部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在我看来，之所以中国近几年面临这些问题，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以前的增长主要靠低成本劳动力生产低附加值的用于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现在这一优势已经丧失了。

我老家在浙江余姚，回去时我会顺带做调研，15年前一个农民工每月工资为1000～1200元，如今少则数千元，多的上万元。这样巨大的成本变化，就是中国经济今天必须面对的，如果说一家企业15年前的产品还很有竞争力，如今有可能因为成本过高而做不下去。

金融领域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在40多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全中国就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既是中央银行，又是商业银行。后来由于要搞经济建设，陆续开办了很多金融机构，到今天中国的金融体系非常庞大，各种机构应有尽有，资产规模巨大。但是，如果在国际上进行对比，会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第一，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高度的银行主导，在所有的金融交易中，绝大部分都是银行进行的。央行曾经有一个统计，在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融资中，只有15%来自资本市场，85%来自银行。

第二，政府部门对金融的干预程度很高。根据麦金农教授提出的“金融抑制”概念，我们在2015年进行了相关研究，拿到了130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计算出金融抑制指数，中国排在第14位。

这样的金融体系听起来确实有问题，但似乎并没有影响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经济增长，金融体系也相对稳定，没出现大的风险。现在中国经济遇到了转型需要，成本大幅度上升，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唯一的出路就是升级换代，做更高端的产品，可以有高成本，但需要高技术和高附加值，这就得依靠创新。

于是，金融问题就来了：创新企业往往刚开始时规模都不是很大，而且很多都不是国有企业。因此，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要转型。

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说到底并非因为金融体系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坏人”，而是经济体系要升级换代，但金融体系没有同步转型到位。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是适合做过去那一套业务：企业贷款先看历史数据，比如两年以上的流水，然后最好有抵押资产，再有政府担保则更好。

但对于很多创新企业来说，这三条都不具备。过去一段时间里的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越来越突出，就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造成的。

既然问题的根源在此，对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并不完全认同现在所谓强制要求传统商业银行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比例。这如果仅在短期内作为一个对策，我并不反对，但这不可持续，最终还是要让银行做它最擅长的、有利可图的、可以控制风险的业务。

如果现在强制银行去做本身不擅长的业务，风险后果是很难预料的。更糟糕的是，现在还要求银行把针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压下来。

我在北大讲一门课叫“货币银行学”，其中有五项基本原则，第二项就是“成本要覆盖风险”。如果利率不能按照市场风险来定价，强制要求银行对一家风险很高的中小企业提供年利率为3%～4%的贷款，这实际是在制造麻烦，银行的内心也是抗拒的。

早在2015年，我和同事宋国青老师专门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进行了第三方独立评估，最后提出来的建议是：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定要遵循市场化的办法。

数字金融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强制把利率压低，其实是不利于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服务的。在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是3～10年，每年都有20%～30%的小微企业会关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提供跟大企业相同的贷款利率，是违反金融规律的，很难做下去。

这样是好心办坏事，出发点是希望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但把利率压下去后，金融机构意愿很低，或者没有能力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贷款。这是利率市场化的问题。

更现实的问题是金融机构怎么获客和怎么做风控。

面对小微企业，金融机构碰到最大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获客难（在哪儿找到这些客户），第二个是风控难（如何控制风险）。前面提到了大型商业银行做风控的三条，大多数民营企业都不具备，大银行的员工就算想做事也不知道从哪下手。数字金融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当中，我国不少机构做出了世界性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线下靠软信息，比如对小微企业客户，银行在看不到抵押资产，也看不到历史数据的情况下，企业家个人的人品就变得很重要。

所谓软信息就是看家庭关系、朋友关系怎么样，小时候有没有品德问题等。如果充分了解这个人，借给他10万～20万元问题不大。有不少小型银行就是这样做业务的，而且做得还不错。

第二个更重要的创举就是通过线上大数据做风控，比如看一个客户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印迹，据此判断其行为和风险。我们刚刚做完一项研究，发现通过大数据来判断风险的可靠性远远胜过用原有的财务数据。财务数据是表面的数据，大数据分析的是个人的行为，行为比历史数字要可靠得多。

通过大数据的方法解决了一个规模问题。孟加拉国有尤努斯创立的所谓穷人银行，尤努斯本人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银行在云南大理试点，正好大理的弥渡县是北大对口支援的地方，2017年我去参观，他们专门从孟加拉国派一个人过来，带领13个中国年轻人一起做事，一年间服务了130家贫困农户。

虽然他们做得非常好，但我觉得这样效率太低。且不论全中国还有多少需要金融服务的农民，仅仅在弥渡县需要帮助的农民就有好几万，如果按照这种模式，需要多少人力才能服务得过来？

通过大数据风控，恰恰能突破了原来传统金融机构做业务的局限。现在有很多其他机构都在做类似的事情。

从这些实践可以看到，数字金融有可能帮助我们克服一些过去克服不了的困难。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数字金融的作用主要有三个：通过移动终端把无数人连接到同一个平台上；通过大数据提高风控的可靠性；可以有效降低风控的成本。

举个例子，银行一名高管做一笔业务，可能额度是5亿元，现在要让他做一笔5万元的贷款给一个农民用于养牛，如果跑一趟做尽调，得花多少钱？这笔业务的收益能不能覆盖成本？答案显而易见。

但是，现在用大数据的方法，就完全控制了这样的成本。网络平台有所谓的“长尾效应”，其基本特征就是可以把边际成本压到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当基础设施搭建好之后，再多服务1个客户、1万个客户，甚至100万个客户，对整个平台的成本影响并不是很大。平台建起来以后，固定投资成本很高，但边际成本没那么大。

这或许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擅长做技术的做技术，擅长做金融的就专门做金融

最近几年互联网金融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不用否认，反映出其中确实有很多值得思考之处。在这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应该放在监管上。任何金融活动，不管有多么正面的贡献和意义，如果没有监管制度是不行的。在所有的经济活动当中，金融是需要受到最严厉监管的部门。原因在于：

第一，在金融交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

第二，因为信息不对称，有很多事情都是预期所决定的。而预期并不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只是一个谣言，或者一个特殊的因素。

第三，金融的风险是会传导的。比如我买了一双鞋子质量不好，我很不高兴，但不太会影响其他的人；如果我买了一款金融产品，结果发生损失了，我再告诉其他人，就会影响很多人的情绪。正因此，金融需要受到严厉的监管，需要有进入门槛，需要有交易规则，需要有基本的信息披露。

用曾担任某国有商业银行行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位学术顾问的话说，就是“买一台电脑插上电就开始提供金融服务，这是不可以的”。从事金融活动，需要有相关的资质。

现在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在整治系统性风险，其中就包括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我觉得非常必要。而对于这个行业的未来，我认为还会有很大发展，很有前途。

不过，要厘清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整治的目的是要处置风险，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给灭掉。数字金融是我们能实实在在看到中国做得好、走在世界前面的少数领域之一，要保持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暂时领先地位。

第二，我将下一阶段称为数字金融发展的2.0时代。过去的1.0时代就是野蛮竞争，谁想做谁就做。在2.0时代，一个合理的前景就是擅长做技术的专门去做技术，擅长做金融的就专门做金融，两者一起合作推动数字金融的发展。

在未来，我们很可能看到更多科技公司帮助金融公司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但是金融交易还是由懂金融的人来做。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会越来越多地运用这些技术，而不是单纯像过去那样由互联网公司自己来做金融交易。当然，做得好的互联网公司可以去做金融，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要有进入门槛。

这个门槛有两层要求：第一，做金融交易的人要能理解金融风险的本质；第二，做数字金融要具备基础条件，就要有大数据，而且会进行大数据分析。

经过近两年对互联网金融的整治和规范，我相信如果相关部门管理得当，可以让数字金融在创新和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从而促进产业健康的持续发展。

黄益平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2月出版

本文摘编自《金融的价值：改革、创新、监管与我们的未来》，本书深入剖析金融之于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价值，阐述金融体系的改革、创新、风险把控与监管，分析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让我们在金融大潮越来越风高浪急的时代，更好地了解现状，把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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